我至今還不知道那個人是誰
從小，爸爸在瘦小的我眼中就是嚴肅的巨人。他常常坐在家中堆滿英漢字典的桌前，兩眼像鷹眸，從一份英文雜誌掃到另一份通訊社稿，從中搜獵合用的國際趣聞。他抓著筆，把英文潦潦草草譯成中文，整天不語。
那時候家境貧困，爸爸早上到華僑晚報翻譯新聞電訊，下午回家吃碗麵，小憩一會兒，就在他自製的檔案庫裏找材料寫世界花絮文章，賺點稿費；晚飯後又到華聲報值班至凌晨二時。我常在晚飯後跟他到香港 灣仔的路邊小攤吃紅豆湯，吃完了我沿來路回家，他就往前走去上班。這個甜品約會並沒有令父子間話多起來，我們總是默默各走各路，我曾以為我們以後也會如是。
爸爸半生花在書桌上，我就在廣播電台直播室裏謀生。大學還沒畢業，我就進了香港電台工作，主持各色各樣的音樂節目和年輕人節目。一九八九年我和兩個拍檔一起主持週日下午的輕鬆小品「三個寂寞的心」，跟聽眾笑論愛情百態，沒想到大受年輕人歡迎，聽眾送來大堆禮物，在街上遇見我時往往親暱地叫我一聲「梁博士」- 這是我在節目中的稱號。節目連續在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年入選十大最受歡迎電台節目，我十多年來的努力總算有點成績。
親友見面自然也扯到節目上來，一片稱頌聲中，只有爸爸一臉漠不關心。在他看來，在麥克風前你一言我一語嘻哈大笑，不過是小孩子玩意，沒什麼意思。他每天主要工作是翻譯嚴肅的國際大事，而我只是個娛樂圈藝人。
後來我跟妻子分開，把女兒交給兩老照顧，每週總有幾天回爸媽家吃飯。有天晚上，媽媽趁爸爸不在附近，輕聲跟我說：「以後多回來吧，爸爸得了癌症。」
那是直腸癌，手術後爸爸要隨身帶著一個排洩袋。不久癌瘤又在膀胱出現，他再多番住院治療。我通常傍晚下班後到瑪麗醫院探望他。安慰的話都說過了，他對我的工作又不感興趣，大家只是靜靜坐著。有天傍晚，他沒神沒氣冒出一句話：「如果我有什麼不測，你的女兒怪可憐的，誰來帶她……」
我駕車離開醫院時，腦海中突然閃過爸爸剛剛說的話，抓著方向盤的手抖顫起來，椎心痛哭不能自已，眼前繁忙的道路都糊成一片。我忘了那天怎樣倉皇駛過市中心的路，只是感到萬分羞愧：爸爸患了重病，還擔心我女兒。
後來我每個週六晚上主持「一個寂寞的心」。深宵時分，很多聽眾打電話來傾訴心事，我耐心地聽，盡可能給一點意見。有一次在節目中段想起父親，跟聽眾提到他患病入院，還選了一首歌送給瑪麗醫院的醫護人員，感謝他們照顧我爸爸。
兩天後我如常到醫院探病，爸爸的精神看來比平日好得多了。他床前放著一束不起眼的花，寥寥幾枝，紮在簡單的包裝紙裏。
「今天有人叫花店送來一束花，說是你的聽眾呢，你看呀!」他喜孜孜給我遞上一張卡片。
卡片上的署名是「喜愛音樂的人」，表示很喜歡我的節目，衷心祝願我父親早日康復。
爸爸笑眯眯望著我說：「這個人看來很欣賞你呢，你為他做了些什麼事？」
「沒做什麼，他不過喜歡我的節目罷了，」我淡淡地說。聽眾熱情的反應，我早見識過了。
那個週末晚上十一時，爸爸扭開媽媽帶給他的收音機，首次留心收聽我的節目。聽到兒子的聲音從收音機裏傳來，那感覺一定很特別，不過他沒提起過，我只由媽媽那裏得悉，此後每次我做節目，他一定收聽。爸爸本來是在冬天也洗冷水淋浴的強人，永不向命運低頭，此刻纏綿病榻，聽到那許多軟弱人的心聲，想來該會有點共鳴。
有天傍晚，他在醫院裏柔聲跟我說：「你的節目倒真不錯，安慰了很多失意的人，用心做下去吧。」
我喉頭一陣翻動，像得到了世上最高殊榮。他望著我的眼神很柔和，像終於認識了自己的兒子，還為兒子滿心自豪。我和爸爸之間長年的隔閡一下子打破了，他終於了解電台工作也有點價值，這是他多年來首次讚揚我的工作。
爸爸的病始終沒有好起來。我在醫院附近買了個寬敞的住宅單位，準備一家人住在一起。裝修期間我扶著爸爸來看新居，他在屋裏顫巍巍地走了一圈，就沒機會再來。癌病蔓延到他的咽喉，把昔日的巨人折磨得起不了床，體重減到不足五十公斤。他的喉嚨動過手術後，我再也聽不見他慣常喚我的聲音。
有天晚上我和媽媽剛探望過他，醫院便打電話來叫我們趕快再去。我們趕到醫院，十五分鐘後爸爸就去了。我嚎啕大哭，突然跪倒在地，向他叩了三個響頭。我無法明白自己的舉動，心裏只感到欠爸爸的著實太多。
我至今還不知道那個「喜愛音樂的人」是誰，他恐怕也不知道他那束不起眼的花，在我和爸爸的生命裏是無價寶；一顆給我的節目打動了的心靈，結果啟動了神奇的連鎖反應：他為我父親送上的一點美意，最終讓我領受到終身受用的愛。
我深信這種連鎖反應同樣會在其他地方、其他人身上出現，只在乎我們是否可以不為什麼而只求善意待人；即使簡單如給軟弱者一紙問候，對陌生人說一句激勵話，或者給在生命低潮裏掙扎的人一伸援手，都可能在別人的生命裏產生無法逆料的奇效。
我敬愛的父親梁祖培，逝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，終年七十八歲。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他，還有那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的「喜愛音樂的人」。